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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大型电视专题片《长征之歌》将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历时两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六集大型电视专题片《长征之歌》,将于1月11日至13日,1月16日至18日在央视综合频道20:00档播出,每天一集;次日在央视科教频道21:20档重播。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本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依托进行拍摄,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反映新长征的新成就,是一次对长征题材专题片创作的探索。

  本片分六集,每集50分钟,共300分钟,完成片自拍量比例达70%,表现出鲜明的创新特质。六集分别是:第一集《让长征文物活起来》,第二集《跨越时空的承诺》,第三集《一条绿色生态廊道》,第四集《奇迹在万里征程闪耀》,第五集《红飘带上的诗与远方》,第六集《长征让世界读懂中国》。

  与以往反映《长征》的纪录片不同,本片以反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特点,从新时代的高度讲解长征历史,讲好长征故事和当下故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十四五”时期国家深入推进的重大文化工程。红军长征途经15个省(区、市),沿线留存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教育价值。本片结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教育培训等工程的要求,反映公园建设的进程,展现长征精神。

  本片用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讲述长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包含长征主题纪念馆、纪念设施和文物,覆盖了长征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遗址、纪念地,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片中讲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数字化保护工程,泸定桥铁链制作技艺传承,甘肃会宁红军党员登记表等。

  本片注重故事表达,使内容有人物、有细节、有温度、有感情。当下视角切入,串联起50多个重要故事段落,表现“长征与我们”的创作理念。片中围绕当年红军的庄严承诺,讲述了今天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生动鲜活的故事。在奋战脱贫攻坚和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湖北省郧西坎子山村党支部书记魏登殿、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熊康宁……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当年红军走过的万水千山,正被建成生机勃勃的绿色生态廊道。江津白沙长江大桥建设生态保护、夹金山下蜂桶寨大熊猫国家公园等……,展现大美中国的气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及其沿线,分布着中国各领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和“大国重器”建设项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国天眼……,历史上的长征与新时代的长征紧紧相连。当年长征文化一路璀璨,红色布告、标语、石刻等,成为独特的长征文化遗存。广东南雄发现了有曲谱有歌词的红军歌曲;反映长征的小说、诗歌、美术、电影等作品层出不穷;今天的中小学课本中,有关长征内容的课文共计11篇。长征文化成为我们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片着重国际表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片中介绍了第一位通过著述向世界讲述长征外国人勃沙特,展示了陈云首次向共产国际讲述长征的珍贵文献,讲述了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保安拍的照片,使毛泽东和中国红军的形象第一次在世界亮相,美籍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见证了人民军队,成为坚定的革命者。长征让世界读懂中国,长征在人类精神家园中具有史诗意义。

  电视专题片《长征之歌》,是各方面通力协作的结果,摄制组用长征精神拍长征。总导演闫东,总撰稿江英、刘岳、董保存等主创人员,是2016年创作大型纪录片《长征》的原班人马。在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协调配合下,与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团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专家合作开展创作。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摄制组派出外拍团队近60人分6个组到各地拍摄,外拍总素材超过400小时。摄制组跋涉15个省(区、市),111个市县,总行程45210公里;共拍摄84个人物故事、历史故事,采访217人。片中使用了33位老红军口述历史资料,本次又抢救式采访到6位参加过长征的百岁老人,其中川籍女红军赵桂英已于2022年11月18日离世,享年106岁;川籍女红军王少连已于2023年1月9日离世,享年102岁。

  大型电视专题片《长征之歌》的播出,对于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广大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正如本片主题曲《长征之歌》中所唱的:“长征之歌歌不断,同心结,向前方”。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

  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

  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

  《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

  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

  “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

  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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